失衡的地平線

好久沒分享看書心得囉～也代表我很久沒看書了＠＠
該說多虧有台音史的關係，我才努力爬到很高的圖書館去
想說都到了圖書館，不拿幾本書心就癢癢的
隨便亂挑，也算緣分嗎？哈哈哈就拿了這本
吸引我的原因，大概是這個女主角吧
很傳奇的人物，不像一般好媽媽
好女人，好專情的人
他揮霍無度，沒有所謂的道德觀
但是又很豪氣迷人
眾多男士都敗倒於她，卻沒有人能擄獲她的心
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媽媽
女兒唸書錢也拿

很怪異的迷信

其中一個印象深刻的
他去算命，算命的跟他說
他一生不會桃花不斷，但都沒有好姻緣
他自己還說，這錢花的真值得
（事實果真如此，要說愛人他更愛錢）

本書作者的爸爸就是愛上這位女性的眾多男士之一
結婚只有短短一年多，對他的媽媽是又愛又恨

很不錯，不會太多字花了很短的一個早上就看完了
推薦給大家


因為很不會寫心得
在網路上看到一個人寫的推薦給你們


引用網址： http://blog.sina.com.tw/1887/article.php?pbgid=1887&entryid=8278

　讀過太多寫親人的書，大多所持的立場是書寫家人的生活點滴，記憶裡有關傳記主的風德懿行，多少給讀者一個清晰的印象：眼前所領會這個人的一生，將是可供人景仰推崇的典範，對家人溫恭有禮、對朋友謙遜和氣、與親戚交往多為人著想，還引一些小故事，以印證傳記主的一生是多麼完美，至於那麼片刻的情緒反應，偶而為之的爭吵，都無傷大雅，也沒有書寫的必要。一切以善意為出發點，歌功頌德一番。
　　本來，要花時間寫書，寫的又是自己的親人，本來就以和為貴，刻意突顯人生光明的一面，何況大多數面市的同性質書籍，為避免出版後造成出版商莫名的壓力，不論是來自親友或讀者的，以知名人物光鮮亮麗的一面為主題，總有一定銷售量的保證，免得落了個投資出版卻血本無歸的境地。在商言商，這當然是比較合理的計算與保證，也比較符合資本主義社會商品邏輯的運作。
　　只是，當讀到陳文玲的《多桑與紅玫瑰》時，光是封面上的那行字，就夠令人好奇不己：「這個叫做劉惠芬的女人是我的媽媽」。「劉惠芬」是誰？封面上那個三、四十年代脂粉略施，身著桃紅毛線外套，內裏應是件改良式旗袍的女子，又和讀者的生活，有什麼密切的關係？
　　光是這些疑竇，就夠在展讀這本小書前在腦海中迴旋再三，令人思索不己了。這並不是本名人傳記，只是一個普通女子的生命史，私密的令人不禁懷疑，這樣剖白與追尋的過程，是不是暗示著書寫不再像以往一樣只是名人的專利，個人生命史，只要有特殊之處，一樣能得到書商的青睞？或是，個人生命史也能成為閱讀與思省的依據？
　　尤其是，當書市呈現一片激勵向上的正面訊息，像《多桑與紅玫瑰》這樣一本以「壞母親」為主題的書，如何能與《五體不滿足》、《乞丐囝仔》之類的暢銷書，並列在書店的書架上呢？其中的問題是，一個「壞母親」究竟有什麼好寫的？對讀者來說又有什麼好讀的？
　　這顯然不能不提一個近年來的風潮，即本土化。就政治上言，本土化可能意味族群間的對立與分化，雖然有政治場域上權力的重新分配，但在政客眼裏卻成了搶奪選票與政治質源的工具。但回歸到文化上可就有另一層意涵。本土化意味著重新檢視自己所從出的血緣與土地間的綿密關係，重新發現自己的過去與現在，並找出未來可能的出路。一波波社區總體營造的熱潮，逼使個人重新面對過去所有的生活內容，並從中找到新的意義。人們才發現，原來面對自己並不困難，反而，是生命歷練中極為重要的過程。
　　或許，這波本土意識的強調，被解讀為台灣意識的勃興，但何嘗不能說明廣義的尋根活動。如陳文玲在書一開始所寫到的：從父親的手稿裡，重新認識了母親。陳文玲是個父母離異後與父親共同生活的例子，但在這樣的生活裏，卻豐富了生活中的種種際遇。一個拘謹嚴肅的男子，遇上了八面玲瓏的女子，共同經歷不過十三個月又十二天的婚姻生活，卻讓人對當代生活，有了個不同的認識。
　　在父親的手稿裡，在親朋好友的口耳相傳裏，作者勾劃了母親大致的輪廓：生活光鮮亮麗的歡場女子，回歸平淡無奇的生活沒有太久，對自己也不知是愛或不愛，卻憑著一張三寸不爛之舌在親友間哄騙扯爛，以使生活維持一定的水準；出手闊綽，不拘小節。偏愛唯一的兒子，並盡全力供給所需。這彷彿就是自己身邊可能發生的事，也許在自己身邊就有這樣的人存在，作者用流利的文筆書寫與這個實際並沒有太多生活經驗的母親，遙遠而朦蘢的記憶。
　　連作者自己都承認，這樣的生活從來就不是自己羨慕及想過的，卻是自己生命中極為重要的片段，不單是因為生母這個身份，尤其是在成長的過程裏，因為與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之間，仍因此而有相互的聯繫與互動：那個個性暴烈剛強，最後走上絕路的姐姐；那個始終因為母親的全力支援得到全力呵護的哥哥。全在重新發現的過程裏，賦予新的生命。
　　這是個自我探求的過程，目的是重新勾勒母親的一生，雖然父親對其失望透頂，卻也因此而激起「這裏女人真是我媽媽？」的考掘動機。
　　這不禁令人想起史景邁在《婦人王氏之死》所採行的考掘書寫方式。原初是對個人生活史的濃厚興趣，卻因為史學的豐厚學識背景與考察訓練，史景邁所同時觀照的不單是個人的生活史，同時所觸及的包括社會樣態、宗族種性問題、關係網絡的建構及社會史的基礎。這是史家透過不同史料的考察所還原的社會生活，也是不同於大歷史著重政治體制的範型所突出的新史觀。《多桑與紅玫瑰》則更將重點放在生活史的細節，當然也可能映照出當代生活的林林總總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作者想突顯的，是屬於私生活的呈現。
　　從家族成員對傳記主的口述與記憶所及所建構的生活全貌，不單只是生活史的重建，更是當代生活的具象化實踐，作者在其中提到了台北都會生活的點點滴滴，亦即由個人生命史反觀社會的重大參考，不論是紙醉金迷、燈紅酒綠，或是以「劉惠芬」為主的生活所觸及的回憶總結，都適度地提供了了解當世生活的片段資訊。透過頻繁綿密的交談，《多桑與紅玫瑰》展現了由旁人建構的個人生活史可能，也透過回憶，透過對美好或深刻回憶的重述與詮釋，雖然大多僅是生活的細瑣與叼唸，但卻因此而更真實地呈現了某種面向的庶民生活。溫德斯的《尋找小津》是導演的一生，《多桑與紅玫瑰》卻是台北一平凡如你我者的女子，以其特有的價值觀與生活觀，平實而無裝飾地呈露了她的一生。
　　也就由於重構生活史也意味著重構背後所隱身的社會環境，得以讓人領會人與社會之間複雜的關係，不論是私領域或公範疇的交相指涉，實際所構成人生命全體的經驗，也映照出社會演變的微觀縮影，樸實地在生命歷程中展現出來。
　　在整個追尋的過程中，作者已經不再單純只是表現對母親的興趣。
　　陳文玲在書頁上，不忘了提醒讀者有關她書寫的特殊經驗：「她大半輩子和我住在同一個城市裡。我花了四年的時間找她，卻發現自己在過程中迷了路…」，母親的一生，其實也和自己息息相關，而作者的企圖更是透過對母親一生的重構，發現自己在這個女人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在這眾多與親友相互詢問的過程中，所認知的不單是親友口中的壞女人（因為利用人性趨利貪利的弱點，母親反而找到了求生的契機），更能與自我腦海中的印象、父親所撰寫的手稿資料相互印證。那個似乎總是以金錢度量母愛的母親、那個出手大方、交遊廣闊、生活俗艷光鮮的母親、那個親友口中以騙為生總是止不住咒罵指責的母親，就算在往生以後，還是親友間傳頌的核心（儘管那可能不是好的事情，連作者自己也這麼認為），還是有百般糾葛的綿綿不絕。母親或許已經不再，但卻遺留了實際的影響，明明白白地影響著生活。
　　或是重回到對自我的觀照，反省自己的一生到底又擁有如何的質感，那個稱之為母親的女子，言行舉止卻是生活的反轉，迫使讀者思量自己又擁有了什麼。閱讀活動結束了，又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呢？
　　那個叫做劉惠芬的女子，卻是透過陳文玲的回憶追尋，重新又活了一篇，以陳文玲理解的方式。私生活的重新暴露，不論到底是喜或是嫌惡，確確實實曾經存在。情緒糾結，勾畫了一個女子驚人的一生，以其無遠弗屆的力量。（2001.10.3）